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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2016·夏 | 耿立:散文的精神含量与高度

耿立工作室 2017-12-06 21:32:56



作者简介

耿立,原名石耿立,山东鄄城人,职称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国内有影响的著名散文家,出版理论著作《新艺术散文概论》《新艺术散文美学论》》和散文集《遮蔽与记忆》《藏在草间》等10本。主编年度散文随笔选本,多次荣获国内知名文学大奖;散文作品屡登中国散文学会等国内权威散文学会和知名刊物评选的年度“中国散文排行榜”和“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



耿立:散文的精神含量与高度


      我一直思索一个问题,当代散文,应该是从1949年到现在,再往前追溯到现代文学,从1918年到现在将近一百多年的时间,散文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坎坷曲折的,但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在当下比诗歌小说有着更为广大的阅读量。省作协主席张炜以小说见长,但他认为小说与散文相比仅仅是“世俗的文学”。冯秋子先生在同我的交流中指出:“一部三四十万字的小说,它的精神含量还比不上一篇散文多。”真正和当下的中国人的生活思想联系紧密的就是散文这种文体,那么怎样理解“散文的精神含量”?我想到了大家常常提到的“贵族精神”。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及王后上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马上温和礼貌地对刽子手说:“对不起,先生,我踩了您的脚。”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路易十六留下的则是如此坦然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傅雷夫妇半夜上吊,还在凳子下面垫上棉被,免得倒下去时惊扰邻居,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时,还处处为他人着想。伟大作家托尔斯泰为世袭贵族,独自离开辽阔的庄园消失在野外,临终把家产分给穷人,离家出走,病死在一个小火车站。甚至他的墓地也特别寒酸,就在一个树林里,没有坟头和墓碑,只有野花野草。他的不朽作品也穿越时空留给了人类。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英国戴安娜王妃一直到最后都在从事慈善事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灵魂的高贵。

  上面谈到了“贵族的精神”,如果把散文当做一个人的话,它的精神含量,是一个作家对社会人生、自然的追索、盘问、批判、担当,是一种价值观,是衡量散文文本高度和深度的重要标尺。一个散文家要有自由的精神,担当的精神,独立不迁,敢于直面黑暗,对人生有着宗教一样的情怀。尤其是,散文家既是一个道德律令填胸的人,更是一个仰望星空的人。


一、精神的在场

散文提倡“精神”,恰恰说明当下的散文创作“缺乏精神”。目前散文创作的状况:琐细化———喝茶聊天、买菜做饭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写,我认为散文要有“烟火气”,但要注意“比例”。如果中国的散文家整天关注这些琐碎东西,那么关于星空、关于人类自身、关于精神、关于未来、关于公正的、关于正义的东西都会缺席;平面化———散文是最容易创作的文体,特别是在网络时代,谁都可以随便写东西贴上去,但正是因为没有编辑把关,这种自由被过度消费,甚至有的时候反而害怕自由。这是一种辩证关系,随意的写作,缺乏思想精神的深度,更像一种“快餐文化”。在散文创作中更严重的是犬儒化、乡愿化。“犬儒”概念来自西方,“乡愿”是孔子所反对的一种精神———不敢担当,流俗,没有立场。平庸化精神的缺席,良知的缺席,精神的休眠和惰性,这是应该警惕的。当代中国散文所弥漫后现代的"个人化"写作和部分追求闲适意味的倾向,不仅使散文在思想维度上显得轻飘,也使得不少文本疏离"底层",少了许多人文情怀。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提出散文的精神含量的概念。

  香港有个散文作家董桥说过,心目中的散文,有着难以企及的精神尺度:“散文须学,须识,须情,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注意这里面的哲学层面和艺术层面的探险以及和社会学层面的批判气度,这和那些把散文当成茶余饭后的闲聊的看法,当成小品和美文,是多么格格不入!在我看来,许多散文的失败正是远离了作者必不可少的精神追求和必要的美学精神的经营,才显得肤浅零碎,散漫无边,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一些陈旧不堪的感叹,一些小花小草的吟哦,再加上语言匮乏,离艺术标准远,离庸俗大众消费品近,如快餐手纸,用过就扔。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东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生活与西方世界应该是同步的,西方后现代文化正在将世界拆解为一堆没有中心的碎片,消解深度而平面化,种种观点、见解不再通向某些深刻的理念,不再企图托住世界的重心。它们不过是一个偶尔的闪光,不过是偌大世界的一根毛发或者一小块皮屑,随风而逝。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加剧了这种趋势。又有什么必要将每天报屁股的一小段闲散文章视为悟道真言呢?俏皮一下,哈哈一笑,如此足矣。即使什么都没有,也无关紧要。微博、博客的兴旺是另一个后果深远的事件。技术发明突如其来地抹掉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绯闻八卦,猜测臆想,撒娇骂娘,斗嘴扯皮,写出来往博客上一搁,各种琐碎的个人意见立即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文化产品。换一句话说,发表文章与发表对于世界的重要观点愈来愈没有联系了。那些歌手正在提倡“想唱就唱”,后现代式的散文无疑是“想写就写”。平民化,大众化,民主,狂欢,这些词现在都拥有了具体的内容。

  但是,我们在强调这些合理性的存在时候,还不要忘记文化的责任与担当。身边的污染还在,留守的儿童还在,空巢老人还在,拆迁还在,其实中国还离后现代很远,虽然我们的网络文化呈现了后现代的方式。西方有句话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纳粹恶魔是听着贝多芬、瓦格纳的音乐残酷屠杀犹太人的,只有人类才会如此残害同类,在战后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每逢奥斯维辛大屠杀纪念日,犹太学生就会在路边摆上桌子,放上水果和鲜花,向驻足的行人朗读遇难同胞的名字……

  什么是文章之道?董桥说:“或曰:拙文过分雕琢,精致有如插花艺术,反不及遍地野花怒放之可观云云,闻下不禁莞尔。尝与陈之藩书信往还谈论文章自然之说,其见解甚精辟,大意谓:六朝诗文绘画不自然,却凄美之至;芙蓉出水虽自然,终非艺术。人工雕琢方为艺术;最高境界当是人工中见出自然。”绚烂与平淡,精致与自然。古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证处理是富有启示的———推敲到自然为止。“极炼如不炼”。“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是一种螺旋的上升与回归,这是一种高妙的境界,是雕琢之后巧夺天工的人工之美。如果将“自然”理解为无所用心地复制生活,那将丧失美学、美感对于生活的震撼和冲击;另一方面,如果摆弄形式到了喧宾夺主的地步,那将成为字雕句琢的工匠。我希望的散文是有精神含量的、雕琢的、自然的,对人生与世界抱着最诚挚的抱慰,最温柔的爱心,在黑暗和罪恶面前不闭上悲悯的良知之眼。

  散文提倡的真情实感,提倡亲历亲知时代,与生活不隔膜,这还不是艺术的评价,精神含量的评价。当下,随着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矛盾开始显现,整个社会都在调整,不仅是利益的调整,也是精神回归、精神升华的阶段。散文也到了抛弃小花小草、小情小调的东西,给当下的中国人精神的安慰。有出息的散文家要有清晰的文体意识,据实平面摹写,没有精神的锋芒批判的力度,仅仅满足于自娱自乐,已很难解答自身和时代所处的问题,这是小说和诗所短,恰是散文之长。散文要呼应时代的精神困境,回应时代的提问,散文要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精神的探索者,就要铸造不同于市场价值的人文价值,开辟物化世界上更阔大的精神空间。目前散文虽然热闹,总体上看,虽然出现了许多惟妙惟肖展示生存状态的作品,但精神维度的匮乏带有普遍性。

  精神含量,不仅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它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目前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价值选择多元化而必然要提出的重大时代精神课题,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改变一切,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灵与肉的冲突日趋明显,为了抗拒物化,人们痛切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坚守道德理想和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于是,散文创作的精神,就不可能不循此方向摸索、发展。这种寻求超越的努力,就是当今散文创作的精神主线,散文艺术判断基本标准是特色;最终标准是人文精神含量。

  “艺术”不是抽象的。无论我们判断一种艺术、一件作品还是一位艺术家,都会有一些相对稳定、相对明确的标准。而首先引起我们对这种艺术、这件作品、这位艺术家的兴趣的无疑是他(它)所具有的特色。对于一种艺术而言,特色就是其表现方式,也就是艺术语言;对于一件作品而言,特色就是作品的题材和作者的创作意志;对于一位艺术家而言,特色就是作者一贯的风格取向、审美标准。而判断艺术的最终标准是具体作者、作品的人文精神含量。也就是一个成品的“含金量”。作者的人文精神含量指的是作者的艺术高度,成就大小;作品的人文精神含量指的是作品的“器量”,也就是作品所表达出的人文精神的广度与深度。缺少特色,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缺少“含金量”,作品就难以“回味”,也就不会引起人们持久的兴趣。所以说:判断艺术的基本标准是特色;最终标准是人文精神含量。

  所以:我提倡精神的在场!

  散文现在面临的不再是从写什么入手,而关键看我们能够赋予这些散文什么?怎样写?散文应从传统的那种松垮、慵散、懈怠的过于休闲状态中解脱出来,从那种精致到起承转合雕琢的寻章问句的华丽小品中挣脱,应该更多针承担人文精神与良知功能,应该有更多对社会和当代的思考……在生命诚实、精神关怀力、社会良知和道义承担上下功夫!我们应该思索,如果精神不存在,我们该如何活,如果散文成了精神的荒原,满是杂草弥漫,我们该如何走?所以,应该端正身子,以直视生命的态度写散文,以精神的自觉,在散文写作中,让精神敞开、照亮,而非懒洋洋地造散文,糊弄散文,描眉画眼地写散文。

  比如裸体,可以轻薄,但更可以给与她以精神。古希腊的时候,有个叫芙丽涅(Phryne)的人体模特,据说是雅典城最美的女人。因为“亵渎神灵”,芙丽涅被送上了法庭,她面对的将是死刑判决。关键时刻,辩护人希佩里德斯(Hyperides)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她褪去了衣袍,并对在场的所有市民陪审团成员说:“你们忍心让这样美的乳房消失吗?” 这是古典时代有关美与正义的最动人的故事。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肉体之美(芙丽涅)和精神之美(希佩里德斯)的双重感召下,雅典法庭最终宣判芙丽涅无罪。再比如罗丹《青铜时代》是一个男性的裸体,但大家都没有猥琐的想法,它所代表的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智慧,每个人也是有自己的青铜时代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散文不该沦为文学的下脚料、跑马场,更不是剩饭、闲饭、馊饭。而散文文体,不应被稀释成一个时代的胃酸和呕吐物。散文的尊严,来自她的精神的品性,这是散文在当下创作最应该关注的部位。做精神的探险者,精神的独立者,在精神上不作伪,诚实,把看到的、体验的、内心的最本真的拿出来,做生命的见证,让灵魂变得柔软,这是散文区别小说和诗歌的关键。散文凭借什么?就是一种精神的高度,和民族一同思考,受难,诚实记录,不撒谎———不对自己的心灵撒谎,不对历史撒谎。

  散文的文体应该是精神的载体,思想的容器,她的内存是良知、独立和勇气;她应该减去她不应该背负的那些非精神的维度,非精神的眼光,而应确立在生命及生活、自然等维度的开拓;散文不应堕落为语言的把玩者,而是精神的命名者,不是赋闲文体,不是文学的边边角角,不应变成一种饭后茶余的唠嗑和心绪把玩,娇气、柔弱、松弛、矫情……似乎作家写散文的那点权利和领地只是开垦小说和诗歌后残剩的那一亩三分地,这是散文作家面对“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的时代。

  如果人太懒惰,那么懒惰就会造成精神的萎缩文体的猥琐,一个人无神,是行尸走肉,一篇文章无精神含量,也是睡眼惺松、虚汗淋漓的倦态。散文只有精神的丰沛,才能改变过去那种小摆设、体量单薄、没有重量级的拳头作品。散文的物理的空间十分广大,天上地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精神空间,实际文本所呈现的精神含量和丰富性是否足够,尤其在描述深刻的心灵事件、人性的深度控掘、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态、揭示普遍信仰危机、承担良知和批判功能方面,散文往往是缺席的。这并非艺术本身的天然安排,而是一种人为的弃权和出让,一种无能造成的无为。散文自身蕴藏的深阔与幽邃被我们浪费了,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填充它,就像分到了一所大房子,但却没能力去设计、装修和买家具一样。

  怎样才能把散文做大?做到散文精神与实际物理空间的相匹配?配得上精神的自由与辽阔?配得上散文的高贵与超拔?友人王开岭曾开过一个方子:看一下近几个世纪来的西方文学对比一下即可晓然。西方散文从来就是没有文体边界、没有自我阉割、不被狭小所锁定,所以散文在西方无远弗届,一直像大雾一样弥漫,像阳光一样辐射,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表述与精神相一致,她更自由、流畅、从容与丰满,随便打开中西散文的读本:东西的散文理念差异有多大!像左拉《我控诉》、奥古斯丁和卢梭《忏悔录》那样的东西,在我们中国是多么珍罕的找不到的,即使写出来又能到哪里去发表流布呢?类似的还有萨特的《被占领下的巴黎》,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茨威格的《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和《异端的权利》,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牛犊顶橡树》,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和托尔斯泰的《我不能沉默》那样对尊严、良知与生命的捍卫的激情等,这些文体各异,有的表面上是回忆录或哲学体的散漫随想,有的是忏悔和历史记录,但我们在直觉上觉得它们更富含“散文”的那种自由精神和弥塞天地的浑茫气息,他们的精神品质和生命诚实性远大于我们很多自诩为正统的“美文”的东西。要知道,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把精神的塑造和引导赋予了散文和诗歌,而不是小说。是华夏精神的根脉,所以我们要找回散文的精神。当一个社会大家都说“好”的时候,要给一部分人说 “不”的权利,就像开汽车,有前进,还要有刹车,才能平稳行驶。

  那么,什么是我们散文创作所缺席的?我的看法是:对于现实存在而言,人的良知和精神的高度是缺席的,人们浑浑噩噩过日子,与现实讲和,向现实低头,对恶不敢反抗,是沉默的大多数;对于散文世界而言,有良知的的写作是缺席的。有精神温度、高度的写作是缺席的。生活在现实社会,假的无所不能,真的一无所成,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们每个人都会程度不同地体察到一种境遇,就是虚假盛行,作恶猖獗。我们的社会已经无处不假,无处不恶。我想不需要举证,每个人会有无数的证据。很多时候文学与现实是隔膜的,写作者更多是生活在书斋里,沉迷在个人的虚构里。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

  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人们说“索尔仁尼琴最为核心的特征,是他那极富宗教色彩的‘内省’精神,那种自我批判的深度。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自我怀疑,自我审视,自我拷问,甚至自我虐待。……这显然同他的精神信仰有关,广义地说,与宗教感有关。”这与我们的鲁迅先生特别相似。

  但我们所遇见过的写作界的中国才子们,固然才智过人、风流倜傥、言辞犀利,但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炮口向外,他们似乎天生就不会反躬自省,要求别人甚严,要求自己则松。但索尔仁尼琴却是属于18-20世纪群星璀璨的俄罗斯精神谱系,这些人包括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这是一个人类精神史上,最富有内省特质、极具深度的精神谱系。

  反观中国,在文革之后,虽然出现了一些诸如“伤痕文学”的作品,但是却是缺乏这种忏悔和反思精神高度的创作。作家在作品中除了喋喋不休地诉苦外,就是将苦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外在的环境。因此,在反思的深度上,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有天壤之别。他的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种精神高度,与其说是天才之作,不如说是信徒的忏悔精神使然。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那么索尔仁尼琴应该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了。他们的共同之处,都在于他们背后有着深厚的精神背景和信仰。他们的作品,都在揭示着处于备受屈辱时刻的人的品质,体现了对不可摧毁的人之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企图之批判。索尔仁尼琴有这样几句话,是金子一样的质地,常在我的内心深处激荡: 

  1、时间不能救赎一切。

  2、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

  3、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4、只要还能在雨后的苹果树下呼吸, 就还可以生活。

  5、生命最长久的人并不是活得时间最多的人。

  6、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

  7、世界正在被厚颜无耻的信念淹没,那信念就是,权力无所不能,正义一无所成。

  8、暴力并非总是公开使喉咙窒息,也并不是必然使喉咙窒息,更为经常的是,它只要求其臣民发誓忠于虚假,只要求其臣民在虚假上共谋。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唯一的支持。凡是曾经把暴力当作他的方式来欢呼的人就必然无情地把虚假选作他的原则。

  9、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假话,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假话。

  通过索尔仁尼琴,我们知道散文在审美之上还应有一个维度,不能在现实的苦境中闭眼一味地玩味生活,或者苦心孤诣地用文字美化生活,游戏心态、趣味把玩、所谓的净化与距离、无功利的审美自适,这不应是散文家所津津乐道的一切。

  再说一个常见的词:遮蔽。什么被遮蔽呢?在一个网络时代,还有什么是可以被遮蔽的呢?  

  真相。这是又一个词。历史的,现实的,很多真相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被封存着。在我们生活的空间,有许多敏感词,很多事情不能言说。这方面,大家也都会有各自的经验。身处这样的现实和环境,我认为,人的天良正在被侵蚀。战争、冲突、暴力、灾难、祸患充满人世,但作为一个散文家是应该爬行在天地间,还是跌跌撞撞地直立行走呢?在这里,我想引述卡尔维诺的话,他在评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说:当今世界所固有的野蛮,是当代文学的重大主题。他这么说是在他去世之前的1985年,然而到当下也并没过时,或者说这句话更加切入这个时代的病症和病灶。他又说:今天,一部真正的现代叙述作品,只能把其诗学的力量倾注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不管是什么时代),揭示这时代作为一个决定性的无限重要时刻的价值。因此,它必须是“在当下”,在我们眼前铺开情节,像希腊剧那样保持时间和行动的一致性。当下的黑就是黑,当下的白就是白,记下并且要记住。

  鲁迅曾有过铁屋子的比喻,那是一种对遮蔽的最为精当的比喻,先生的文辞也是对那种真相的最真实的呈现。鲁迅勇敢地向自己所处的时代大声说不,一些冠冕堂皇的说辞和论述,一些装神弄鬼的历史论者,一些历史进化的憧憬、美好新世界的希望和到处贩卖的“黄金国”以及“新世纪”“新纪元”,都是鲁迅所不屑的,鲁迅的人与文才是最诚实的呈现,是“如是我闻”的呈现,不瞒和骗,敢做抚慰叛徒的吊客,黑的就是黑的,伪士当去,真相留存。

  在场使我看见,因为在场而表达。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说,我在场,所以我表达。


二、散文创作的嬗变与转型

  百年散文的转型。新散文已经百年,从早期的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郁达夫、沈从文到杨朔、杨绛、孙犁,再到余秋雨、史铁生、张承志、刘亮程。熟悉的散文类型有主情散文、闲聊散文、智性散文、纪实散文和说明散文。主要的转变有鲁迅的《朝花夕拾》模式到夏榆的《黑暗的声音》,鲁迅杂文的精神在张承志那里的回向,朱自清的《背影》模式到龙应台的《目送》,郁达夫《钓台的春昼》的游记模式到余秋雨的《一个王朝的背影》,沈从文《湘西》模式到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何其芳的《画梦录》的独语到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和刘烨园的《在苍凉》,周作人、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的闲适模式到董桥融贯英国随笔和晚明小品的文字。

  当代散文应该是崇尚精神,崇尚审智的文体,而非仅仅是抒情的美文一途。孙绍振先生呼吁,散文应从“审美”的维度走向“审智”的维度,走向精神的纪实、灵魂的探险,与当下的世界文学合拍同步。

  散文的英文叫“prose”,本不是一种独立的体裁,而是一种表现的写作方法。基本上不是用韵文来写的,它可以是小说,可以是回忆录,可以是演讲,甚至可以是任何一种文体,都可以用散文的方法来写。西方与我们散文大致相对应的独立的文体是随笔,即“Essay”,这种文体从起始就是一种强调智慧的文体,而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抒情的、叙事的文体,从源头蒙田的文字,培根的文字,到当代加缪、罗兰•巴特等许多西方被我们称为散文的东西,都是非常冷静讲求智慧的文字随笔。

  回溯我们的传统散文,从孔孟、老庄、司马迁再到“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清代的“桐城派古文”,散文都不仅局促于抒情叙事的,那时的文字是要参与国家大事的经国大业,抒情叙事,只是散文中的一个小的部分。抒情、叙事的散文成为一种流派和气候的时候,那是到了晚明时期的公安派、竟陵派。后来,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提出了反对桐城派,因为桐城派是正统的,是载道的,于是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抨击。那时候的风气是强调个性解放,因而就上溯到了300多年前本已经衰败了的流派———公安派、竟陵派来作为散文的正统,于是,把散文规范为抒情的和叙事的美文,这是周作人在一篇名为《美文》的文章里提倡的。在周作人眼里,唐宋虽然也有人写出过一些性情之作,但那只是游戏笔墨,偶一为之。更多的还是那些仕途经济、规矩整饰、仪态庄严的“载道”文章。历史到了晚明,归有光、李贽的出现,特别是公安三袁,以白眼鸡虫来藐视古文“载道”,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以抒情的姿态,不是端着架子,而是随意为文。三袁之后,钟惺、谭元春等竟陵人物,继承他们的衣钵,把周作人从心底极力欣赏、推崇的个人主义表现得酣畅淋漓,因此倍受周作人褒扬。应该看到,美文是“五四”时期那种叛逆躁动的时代气氛下的产物。“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在探讨如何建设新型的现代文学时,在迫切偏激的心态下往往对中国古典散文的优秀艺术传统缺乏客观、正确的评价,并给予全盘否定。对西方的文学经验也来不及充分消化和吸收,只是一味地接受、评介和传播一些名词。周作人号召大家进行“美文”创作,以建设中国自己的现代散文。这时的周作人是浮躁凌厉的,而不是后来的平和冲淡理智占上风。

  周作人要提倡的这种文学性散文,是一种在中西方都没有现成的文体可效仿可模拟的。这一点和现代小说、诗歌取法西方不一样。周作人在《美文》中,把这现象说得清晰明了,后来被我们称为散文的这种文体,在“五四”时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的文章。”为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文体,还没有成型的文学体裁确立一个规矩(或者规范),安上户口,周作人的命名之功可谓伟哉,气魄宏大,虽然论述不够周全,留下偏颇和后来的混乱,但后人求全责备易,而前人开拓之功难。

  所以散文到当下,所走的路还是非常狭窄,更多的是讲一些风花雪月、人生小感悟、花鸟虫鱼,远离了深邃的思想,隔膜了直面的人生、心灵的宇宙,没有了灵魂的冒险,没有了苦恼,丧失了高贵,把自己关在一个金丝的小笼子里昏眩沉睡。

  我们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散文历史,不仅仅是公安派、竟陵派所主张的“性灵”,这只是散文小的支流。余光中就批评过周作人,把中国的散文传统的正宗仅归结为公安派、竟陵派的“三袁”、钟惺、谭元春们,是很狭隘的,他说:“认定散文的正宗是晚明小品,却忘却了中国散文的至境还有韩潮澎湃、苏海茫茫,忘了更早,还有庄子的超逸、孟子的担当、司马迁的跌宕恣肆。”“韩潮澎湃,苏海茫茫”,就是指韩愈、苏东坡,其实散文的源头还可以上溯到孔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多么的生动。中国最早的《尚书》就是散文,那里面多的是领导讲话的实录,如《盘庚》《多士》与西方早期的古希腊、古罗马的演说和对话等散文的源头是一样的。

  周作人在理论上认为现代散文是晚明散文的复兴,晚明散文才是现代散文的正宗。周作人所确定的现代散文规范,其实就是抒情“小品”,而浩荡如海的中国古典散文则是智性的浩荡“大品”,《过秦论》《出师表》《谏迎佛骨表》《六国论》《留侯论》等等,哪一篇不是黄钟大吕?其实,即使西方随笔,不管是蒙田,还是培根的都不仅仅是小品文字,而且有相当多的智慧“大品”。梭罗的《瓦尔登湖》,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不但篇幅之巨,动辄十多万字,即使是在行文中的情思的深广、哲理的恢宏、批判的锐利,都是局促的小品所难望其项背的。

  因周作人把中国的古典现代散文定位为抒情叙事,忘掉了散文的智性。情感离开了智慧,就有可能变得肤浅,成为矫情,以至后来散文创作步入两个极端:一个极端,过分强调叙事的通讯和报告文学代替了散文,新闻性盖过文学性;另一个极端,杨朔把散文当做诗来写。杨朔此论一出,迅速而为天下之法,托物言志、欲扬先抑、先装糊涂后豁然开朗,就成为上世纪中期散文创作的金科玉律。其实诗和散文本是两种不同文类,差异就像人有男人女人一样,混淆性别只能是那人妖一样不男不女。散文刚从新闻实用文体狼窝走出,又被关进了诗的狭隘牢笼,何其不幸哉。散文是智慧的文体,应该是高扬精神的、智性的,这个智性和西方随笔所追求的是一样的,从此意义讲,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最标准的散文。可是由于周作人把散文定义为叙事与抒情,鲁迅的散文在当时被排除在外,就不能被叫做散文,只能另冠一个名字,曰“杂文”。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杂文”这样的文体,且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那么崇高的地位,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如果从先秦诸子到司马迁,再到后来的桐城派,与这样的散文历史联系起来看,鲁迅的“杂文”有那么多的政论、那么深切的社会关怀,那么多的社会文明批评,怎么是“杂文”呢?它就是最正宗纯粹的散文! 

  “五四”时期散文演变的“小品”,排斥了智趣和谐趣,造成散文文体的先天不足和封闭的自循环,“叙事与抒情”的诗性审美观念,审美的狭隘和操作的狭隘窒息了散文的精神生命,束缚了散文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的“美文”,与鲁迅智性的“杂文”不能兼容,由于思想钳制和意识形态的缘故,以致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自鲁迅之后再无经典,自废武功。将智性排斥在散文正宗之外,限制了散文的思想容量,造成散文长期精神矮化、小品化、矫情化,最后只能是退化,就成了鲁迅所担忧的“小摆设”。

  还有一人不能不提。此人因文革的经历到底忏悔不忏悔和作品的硬伤引起争议,名满天下,谤也随之。但他对散文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冲破了原先散文的所谓短小精悍、形散神不散、文艺轻骑兵的藩篱,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简陋的“说真话”“真情实感”论土崩瓦解,对“五四”以来传统散文“叙事与抒情”理论直接构成了颠覆,散文终于走到了一种开阔的境界,无论是内涵还是篇幅。

  这人是余秋雨。在余秋雨的作品里,总是贯穿着一种严肃的理性精神与深刻的文化批判的意念,把理性、文化、智慧、人格的批判与建构都融入了散文的格局,他的散文作品的成功绝非偶然。从功夫上论,在散文之前,他有涉及东西方文化,既有历史审视眼光,又有灵心体悟发现的《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与《艺术创造工程》做底座,一有机缘巧合,遇到山川河流,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智与良知使他拿起批判的武器,对民族及历史进行评说。所谓“苦旅”之苦,并非单指旅途的劳顿艰辛、何其臭的袜子,也有内在的精神忧郁与震颤。艾青说:为什么我双眼里满噙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谓知之甚深的文化苦旅之“苦”的另一释义。文人秋雨常年跋涉于祖国的山山水水,面对着或绮丽或雄浑或幽静或奢华的景地,他的理性之光穿过浮泛而达到内里,不只感叹天之悠悠,且往往有一种悲凉难抑的胸怀。

  抒情审美散文的狭窄,并不能涵盖林语堂、王力、钱钟书、王小波的幽默散文。抒情审美以追求诗化意境和主体心灵为务,其性质乃是情趣。幽默散文则相反,往往自我调侃、贬抑,以喜剧性的“丑化”为务。周作人,他强调个性解放,将散文从“载道”的文体中解放出来,但是他把散文又关进了抒情叙事的笼子里。余秋雨最大的贡献,就是恢复了散文的文学史中的浩荡“大品”地位,我觉得他的最高代表作是《一个王朝的背影》,写热河避暑山庄和颐和园,通过这两处皇家园林写出了清朝300年的历史和文化人格的强悍和衰退,这么宏大的气魄,最后萎顿了,留给人的是无尽的悲怆。《一个王朝的背影》既是满清的背影,也是一种文化的背影。余秋雨聪明就聪明在这里。他在纷繁的材料里面梳理出了一个造型,这个造型就是避暑山庄的椅子造型,又用王国维先生的苍凉的背影作为映照,把晚清的悲怆既理性又感性地呈现了出来。


三、散文新文体的建构

  散文文体应该是动态的,因为生命力是动态的,精神的掘进是动态的。

  一切文体的生命就是它和其他文体的区别,散文家的才华恰恰表现在诗歌无能为力的地方发现散文的艺术价值。但是,这种发现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幻是散文文体的生命力所在。

  文体的自由肯定拉近了散文与生活的距离。有了想法,提起笔来一挥而就,仿佛不用助跑就可以起跳。我们看到许多“大师”似乎就是如此,一会儿一篇,购物、化妆、游山玩水、喝二两小酒———总之,唠叨琐杂,事无巨细,真的是大到宇宙,小到苍蝇。这时,散文与鸡零狗碎或者道听途说的轶闻之间有什么差异? 这样的作品只能是平庸多,空洞多,表层多,表象多,模拟多而创造少,即使有创造也是浅尝辄止。

  散文的门槛低,自由并不是随意和草率。真正的美学高度才能保证自由不至于滑向浅薄。我想再度强调两点:第一,没有既定的规范也就没有形式上的藏身之地。散文是一个人的直接敞开,高低深浅一览无余。写作者很难利用音韵节奏、故事情节或者一大堆概念掩护内心的贫乏;其次,敞开文体的边界对于创造力具有更高的要求。天马行空的另一面就是无所依靠,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没有情节逻辑的固定轨道,没有分行、韵律和节奏作为脚手架,许多人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所以,自由并不意味着轻松。散文最好写,但散文最难写好。 

  我同意开岭兄的看法,散文是美文有偏差,那是只专注于文辞。有人或许会说:散文的的第一要素应是美,散文应以美为最大特征,而非什么“良知”与“责任”。不错,美的确是散文的选项之一,但何为美呢?仅仅是语言的雕琢外表的绮丽吗?是文本装潢和修饰性吗?显然不。精神的极致和冒险也是一种美,准确地捕捉到了灵魂真相和生命秘密就是美!散文的真不应只是外部的、细节的、故事场景的真,而应是有深度的真,裸露心灵的真,直面惨淡人生的真。但这不仅需要才华,还需感受和表达的勇气,甚至更需勇气。散文是最显露个人人格的文体,散文最高的境界,是人格的成就与载体!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能否保证对心灵和精神不撒谎的问题。这就要看一个散文作者,是采取低智取位,还是高智取位,不把读者当做傻子和幼儿园的孩子,有追求的散文家应该是高智取位的人。

  比如杜拉斯说:“如果你只喜欢和一个女人做爱,那说明你不喜欢做爱。”“夫妻间最真实的一点,是背叛,任何夫妻,哪怕成绩最好的夫妻,也不能促进爱情。”这是一种淋漓的真的精神,敢于面对自身的幽暗;这是一种真的裸露精神。我们读鲁迅,是他文章里精神的超拔,是敢于自我批判审视,这是先生文字的品质和品格,这不是美文所能代表的,如果没有《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魏晋风度与药及与酒之关系》《野草》等,我们能记住鲁迅么?

  几十年来,散文一直伪抒情、伪叙事,精神撒谎。当然小说诗歌也在撒谎,但散文撒的谎似乎比谁都多,其精神作弊的嫌疑比谁都大。香草美人的躲避,怨妇式的促狭,《荷塘月色》式的轻巧的抒怀,《荔枝蜜》式的寓物移情……直至今天,伪乡土的假绅士的感怀,苍白的亲情的做作,无痛痒的失血的文字,这样的模本仍比比皆是。这样说并非是消解散文题材的多样化,非要把闲情雅致、风花雪月从散文主题上驱逐出去不可,而是指一个精神“比例”的问题:评价一种事物和现象,关键看它所包含的各项的比例,对散文也应做如是观。纠正一种现象,一个偏颇,其实即对一种散文写作比例作调整,而非彻底颠覆或灭杀什么。现在的情况是:散文中赋闲的扯淡的成分太大,精神比例过小。对当下我们这样一个远不轻松的时代更是如此。除了文体自由、谈天说地、花鸟虫鱼、海阔天空,过去所赋予散文的那些品质以外,散文应成其大,散文应融入更多的思想和良知的品质,除了生命美学和感性元素,更应融入理性的功能智性的功能,应在题材上问题上更贴近当代生存的实景,应放扩文字的关怀力,让更多更严峻的事物进入视野……尤其当下很多危机和危险威胁到人类生存的时代,从自然到社会,散文应主动地介入,选择担当,选择发声,而非冷漠做壁上观。

  “文化大散文”精神含量的不足。文化不应只是“过去时”的,更应有“现在时”和“进行时”,应把精神触角延伸至当下的国民生态,应在时间过渡的表面下,找到“根”和“枝叶”的血脉递承与母子关系,否则,文化散文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历史散文”。说到底,这取决于作者的内里和精神品格,尤其在中国,这甚至不是才华、能力和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写作信仰问题,是对作家生命关怀力的考验,对其精神诉求和承担能力的考验!(这也是余秋雨为何引起争论,人们怀疑他的精神品格和诚实度)不是比写得多与少,不是比写得好与坏。在这个背后有个命题:“为什么写作?”“精神的立场问题。”在这样一个职业选择日益多样化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绝对理由和终极信仰,使一个人选择了孤独的写作生涯而没有去干别的?这个问题在西方很多作家身上可以说是一个不用追问的、永恒的终身命题,从他开始写作的那天起,就要面对,就要选择,就要确立一种生存立场、精神立场和写作姿势,就要为自己一生的作品命名,一直到死。但在很多中国作家这儿,你很难找到这样一个DNA(基因)。也就是说,我们的散文写作的深处,很有可能先天就缺乏一种精神的“底座”,一种精神的根脉。

  散文界流行什么写什么,是当下许多作者的习惯,人生与自然如此千奇百怪,但在散文里却千人一面:余秋雨出来,小余秋雨出来;刘亮程出来,伪乡土散文出来。能冲破当下写作氛围的作品很少。波伏娃在《妇女与创造力》中说:“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和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所读的那些书的限制,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们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波伏娃说的现象可以移到散文创作,散文写作时是否想到过要冲破藩篱———冲破教育的、世俗的、那些所谓的好散文的藩篱?人首先是突破自己,突破已有的范式和图式。海明威在没有参加颁奖典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里有这样一句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

  我一直觉得,散文的委顿和艺术活力的欠缺亦并非当下多媒体的冲击,而是其自身精神的委顿。话语的讨巧和创造力的低下,是散文家胃动力功能的丧失衰退,它无力再消化和反刍当下生活中的一些重大敏感题材,心灵的孱弱,是他丧失现实的批判力,不敢失去原有的平衡,又不敢创造新的文体的危势平衡。艺术的创造永远是向人们已经习惯到沉睡的旧审美系统的挑战,而不是在数量上的叠床架屋……在散文家手上,如果散文没有了难度和高度,变本加厉地滑向休闲与自娱,花边与八卦———而这又恰恰是现代媒体所擅长的。且这些文字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真相:一个作家精神的诚实性和创造性的流失!失去的是散文中最生动天然、最本真动人、最赢得感动的那种品质!而当下的时代,分明是个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散文与我们民族一起思索一起担当,创造价值,对传统的延续和再创造的时代,是个更吁求精神坦白与灵魂救赎、更期待消除人心隔膜和不说谎的时代。

  当一种文体没有了尊严和高度,那么任何的文字或者艺术式样都可以代替她,那她的下场和结局是什么,可想而知,只能是挽歌的可悲。如果散文的主调,不再激扬自由和精神,不再随时随地地构建流动的生命,不再把高度和精神奉为标尺和圭臬,来度量创作,如果文字仅仅成了一种消遣、一种赋闲,仅仅对应的肉欲“物理人生”而非精神诉求精神人生,那么这种文体就是堕落的,是没有未来和明天的。

  总之,散文现在面临的不再是它能承载什么表达什么,而是看我们能够赋予散文什么。散文应从平面的、轻巧的、乡土的感喟,亲情的心灵鸡汤的那种松垮、慵散、懈怠的过于休闲状态中解脱出来,应该更多针承担人文精神的搭建与良知担当,应该有更多对社会民族和当代世间和人类命题的思考与思索……“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没有做成的事。”而不是不敢承担艰难,惰性的被动的塑造,要在前辈散文家的基础上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在前辈层累的遗存上,打上当下散文的标记。历史只记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个散文家应有思想独异的见解,发现生活,在经验上腾跃,讲究智慧含量,不要忘了散文文体的灵魂是自由。散文既能保存许多生活表象,同时又有深邃精彩的思想。

  当下散文创作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对精神价值的守护,对思想含量、对现实的超越性的追求在逐渐增强,走向现实、关注当代人的灵魂,正在日益成为散文家的思考焦点。

  调遣文字,文辞精妙机智,精确和分寸感。总之,一个活跃的思想进入了世界。这个思想从未被生活表象淹没、覆盖,而是如同锥子般地穿出来,刺痛了人们在散文创作中,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亲情、伦理、教条、掌声、他人的目光以及爱情面前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以自由的心态,独立的精神穿透一切,各种外在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乃至自己的欠缺和虚荣。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怯懦,即使身处边缘,也要发声,也要勇敢地告诉世界,就像北岛那样: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在这种独异的表达中,确证自己的文字,确证自己的价值。诗文的格调源于心胸、气质、个人品味。人就是文,文就是人,文字技术源于生命,而非工艺。散文不仅是通常的文字书写,而是生命本身,是人格追求的象征。

  吴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中说: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并且有秉笔直书坦陈己见的勇气;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为解脱,并且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和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弥尔顿的标杆,因为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敢于面对事实,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会伸出手臂来搀扶我们,我们要独立行走,我们要与真实世界确立联系,而不仅仅是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物质世界建立重要联系,要是我们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个机会就会来临: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死去的诗人,就会附身于她所经常舍弃的身体。她就会仿效她兄长的先例,从她许多无名先辈的生命之中汲取她的生命力,通过不断的继承和积累,她就会诞生。

  如果把伍尔夫的话,置换成人和精神的关系,在散文中养成讲精神叙事的习惯,做一个秉笔直书的作家,不阿世,不低头,不鞠躬,不为利益集团开脱,不为强势粉饰,不做无聊的花边和戏说,不假以科学的名义把饿死人的事化为乌有,不忘掉当下和历史里的血泪与悲慨,独立地握住散文的手,真实地面对散文文体的末日审判,那你庶几接近一个写好散文的人了。我以为,你真变成了司马迁的表弟,也是伍尔夫的亲戚!

  精神的高度就是散文的高度,我们期待新的精神性的散文文体诞生!

  (在演讲中,借鉴孙绍振先生和王开岭兄等诸多散文家的观点,学生据我的录音整理,纰漏多多,因是整理稿的缘故,引用的观点无法一一注释,特此感谢那些学人对散文的思索给予我演讲的启迪。)

《在场》2016·夏/在场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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