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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本质主义的汉服言说和建构主义的文化实践——汉服运动的诉求、收获及瓶颈(下)

民俗学论坛 2018-07-03 18: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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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汉服运动的成就与瓶颈
起源于2003年的汉服运动,只经过短短10年,便取得了很多重要收获。2004年11月12日,方哲萱(“天涯在小楼”)曾孤身一人穿汉服参加由天津市政府在文庙举办的官方祭孔活动(当时的祭服、礼服均为“清装”),突显了孔教礼制和汉服之间相背离的局面,她以“一个人的祭礼”所渲染的历史悲情曾感染了很多网友。但到2011年,据说曾有“短打”装扮的佚名男子多次和天津祭孔活动主办方交涉,最终在“汉服祭孔”的呼声中,2012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63周年纪念日,天津市第二届国学文化节开幕式暨祭孔典礼在文庙举行,仪式首次采用“汉服祭孔”。2013年9月28日秋季祭孔大典,不再使用清代服饰,祭孔舞生均着新制汉服,主祭官、陪祭官、执事也身着汉服致祭。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归纳起来,汉服运动已经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服”一词的知名度空前提高,汉服作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动态中的关键词之一,被各类媒体提及的频次呈现持续增加趋势。中学生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七年级《中国历史(上册)》(2006年6月第2版)教科书上屈原“左衽”形象的纠错,便是汉服知识有所普及的一个象征性小事件。同袍们热切期待的中国社会大众对汉服的认知,虽然远不如人意,但也有了明确的进展。这与全国各大中城市汉服社团频繁举行各种汉服活动的实践性努力及网络、电视和报纸等多种媒体的持续关注密不可分。

(二)汉服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全国呈现出由“点”到“面”的发展,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不断扩散、蔓延。截至2013年8月,百度汉服吧的会员人数超过20万人;于2011年8月正式上线的“汉服地图”收录约300多家汉服社团、汉服商家及汉服QQ群,这个数字目前仍呈现较快增长的态势。

汉服运动扩大化的表现,一是汉服社团或准社团在越来越多的大中小城市得以成立;有的社团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如“福建汉服天下”截至2013年初,据说约有会员500多人。虽然某些城市的汉服社团由于理念分歧和人事等原因,常出现内部分裂,但总体而言,运动的参与者与社团数一直在增长。不少汉服社团已经完成合法的登记手续,如洛阳传统文化研究会、温州市汉服协会、宁波市汉文化传播协会(宁波汉服)、成都市传统文化保护协会汉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等。汉服社团在全国高校中也有迅速蔓延趋势,甚至波及到一些中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同济大学、中山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100多所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以“汉服社”“汉服文化协会”等为名目的汉服社团。在西安,几乎所有高校均成立了汉服社团,协调各高校汉服活动的“西安高校汉服联盟”也应运而生。值得指出的是,在西部多民族省区如新疆、云南、贵州、宁夏等地,高校汉服运动也有一定进展,和东南沿海一些城市里汉服活动的参加者经常是在“想象”多民族场景中的汉服有所不同,西部多民族省区的汉服活动有可能面临现实的多民族场景,如何在各民族文化多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组织和展开汉服活动,以免引起负面情绪的连锁性“刺激反应”,是今后应持续注意的。

二是各地举办的户外汉服雅集活动,包括穿汉服过传统节日、穿汉服祭祀先贤等,不仅频次不断增加,规模也逐年扩大,有些汉服活动还实现了惯例化、恒常化。例如,从2013年起,江阴汉服协会组织的公祭“江阴三公”活动,定于每年农历8月21日和清明进行;2012年端午期间,深圳的锦绣中华汉服深圳活动虽严格限制人数,报名参加者依然超过200多人;2013年“广州汉服”举办的南海神庙“波罗诞”汉服展演,据说前来观礼者累计达数万人次;近几年成都的端午汉服活动,参加人数也是每年都在增加。

(三)原本旨在为汉服提供登场或露面机会的各种新近“发明”的传统仪式或文艺形式,逐渐程度不等地进入官方或半官方的“仪式政治”及文化艺术体制之内。如有些地方的汉服社群同袍,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文化部门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不仅以汉服、礼仪及汉舞等展示为整个活动增添光彩,也为汉服附加了些许文化遗产的意味。汉服运动虽然有草根性,但其政治性导向使其很在意政府的态度,举凡官方或半官方的首肯,立刻会被同袍目为是一种进展。如武汉市把每年5月16日确定为“武汉市18岁成人节”,新成人穿汉服举行仪式时,先由市领导为他们“加衣冠”,然后是“成人宣誓”“敬师长”“敬父母”等仪式环节。此种集体汉服成人仪式和另一类穿西服在国旗前宣誓的成人仪式形成鲜明对照。其他如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学校当局采用汉服为礼服等,这些进展都会引起同袍们的欢呼。

(四)汉服运动的公共关系策略日趋成熟,不仅操作和运营方式形成稳定模式,其组织机制也渐趋完善。凡能操作较大规模活动的汉服社团,往往设有“外联部”或“宣传组”等,处理外联、公关和媒体等相关事务。常用的公关策略除前述的借助社会公共事件,积极发出汉服运动的声音之外,近年来还特别注意利用社会名流的影响力,如端午时穿汉服扮成屈原和嫦娥、给航天英雄刘洋的父母送粽子和鲜花、建议莫言穿汉服出席诺贝尔文学奖仪式、利用媒体人士杨澜为汉服“背书”等。汉服运动积极利用大众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努力更是自不待言,从2011年起,新浪微博和腾讯微信也都涌现出一批致力于汉服宣传的团队,还有“汉服地图”的出现等,这些都是汉服运动与时俱进的新尝试。

(五)汉服的商业化和产业化也有进展。汉服户外活动的拓展,同袍和爱好者队伍的扩大,为汉服商家和实体店的发展提供了需求与机遇。目前约有70%的汉服爱好者通过“淘宝网”的“汉服网店”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件汉服。网店和团购经营、高端汉服市场、“汉元素时装”等,都促使汉服制作逐渐专业化,并由此带动周边一些配套行业的适度发展,诸如面料、刺绣、印染、配饰、化妆等市场的成长。部分汉服商家(或有自称“汉商”者)同时经营汉服婚礼、汉服成人礼等礼仪策划及咨询服务。西安“女友网”从2011年起在古城墙举办汉服集体婚礼,常邀请百对新人参加,是商业运作汉服婚礼的成功范例。不过,汉服的品牌化尚未成形,曾经的“工业化”大批量生产汉服的冒进计划多已遭受挫折。

尽管汉服活动频繁并令人眼花缭乱,全社会对汉服的认知度明显提高,甚至也出现极少数在日常生活中坚持穿汉服的实践者,把汉服当作平日的便服来穿用,视其为生活服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或他们依然经常面临侧目白眼,这是因为日常生活出现了“非日常”装束,很容易被目为奇装异服。所以,坚持日常穿汉服确实需要勇气。若是深入到中国社会的任何基层社区,则均不见汉服踪影。换言之,汉服活动截至目前主要是停留在社会表层。广州“寒音馆”馆主惨淡经营的案例,说明在看似热闹的汉服运动中汉服个体商家的孤独、困扰及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2011年8月7-11日,笔者在天津市蓟县西井峪村观察和调查普通村民的服饰生活:“小康”反映在服饰上,和过去相比,完全没有补丁衣服,手工缝制全部让位于直接购买成衣;对服饰的追求,村民们是以城市或电视里“洋气”的市民为榜样,唯因还不大会“搭配”,穿着才显得有点“土”。村民中年纪大的人追求随意、舒适,年轻人追求时尚。还有一点传统服饰,主要是大襟袄、缅裆裤、对襟汗衫、中山装等,但大都不穿出来。晚辈孝敬老人时,会给父母买一件类似唐装的衣服,认为显得富贵些才好。对汉服没有任何印象,一定要问,回答就是古装戏里的服饰。可知汉服距离进入基层百姓的日常服饰生活,尚遥遥无期。2006年4月,《新文化报》和搜狐网、汉网联合进行了一次网络问卷调查,约1200位网民参与,得出约八成以上网民认为应在一定领域内复兴汉服,七成以上网民认为应以汉服为样本改良现代学位服的数据。这对“汉服圈”鼓舞很大,却容易误导圈内人士对汉服运动之目标的艰巨性过于乐观。就在汉服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蔓延之际,不少运动的精英骨干却深感“瓶颈”期的困扰。借助过传统节日让汉服出场等方式,无论形式或是内容,均逐渐趋于重复和雷同。习惯于因为新创意而被媒体聚光,或因特立独行感到刺激的部分汉服运动的“老人”,已开始对那些“老掉牙”的程式化感到厌倦或疲惫。同时,媒体也逐渐熟悉了汉服活动的口号、理念和行为模式,开始出现“视觉疲劳”,对反复再现的汉服迅速失去新鲜感,记者们看惯了的汉服活动对公众的视觉冲击力正在递减。

汉服运动内部的理论分歧依旧,很难达成新的共识。在实践层面,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四点:文艺化、“穿越”、优越感和场景转换等

首先来看文艺化。舞台剧、电视剧、广播剧或同袍们的汉舞及其他才艺表演,的确提供了很多机会给汉服,但此种文艺化、游艺化甚至娱乐化的趋向客观上却有将汉服舞台化、戏服化、道具化的危险。汉服如果作为表演服饰被过度阐释或运用,特别是穿汉服演出各种剧目,就有可能使参加者和旁观者均误会为是在做“角色扮演”(COSPLAY)游戏。假如汉服只是在服饰展演市场或古装市场上增添了更多品种,甚或建立了更正统的地位,汉服运动的初衷就将被抛至九霄云外。过度文艺化问题,目前尚看不到对策。与此同时,各种祭祀仪式的反复、频繁乃至泛滥化,近年甚至出现了祭拜上古的比干、西汉薄太后或近代张之洞等人的情形,这些都将消解仪式的神圣性。政府受无神论意识形态影响,对仪式祭典常采取虚无主义,倾向于不作为,民间祭祀又容易出现混乱或泛滥化倾向,此种情形若不能改善,通过仪式祭典塑造汉服的庄重感或通过汉服重构国民仪式生活的意义均将难以实现。汉服在和古代仪式典礼结合的过程中,自然会显现出原本可能附丽于其上的古代身份等级制之类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要素,同袍们津津乐道的以服饰为载体的古代礼仪,其实在很多地方并非如网友想象的那么浪漫。笔者数次在汉服社群活动现场参与观察时,发现社群领袖人物穿的汉服更接近古代贵族乃至“皇帝”的装扮,一般成员的汉服则像是读书人或一般庶民,甚至跑腿的(短打)或丫鬟,像是一种角色扮演的场景。截至目前,除了汉服婚礼较易令人接受之外,如何扬弃汉服伴随着“复古”礼仪而来的等级制、身份制色彩等问题,将是今后的课题之一。

其次是“穿越”问题。由于汉服定义包含了上下数千年的服饰史,不同朝代的汉服同时登场于当代汉服活动的各种场景,也就毫不奇怪。这至少说明汉服运动内部对款式形制问题尚未达成共识,说明汉民族传统服饰的文化资源极其丰富,说明汉服运动对内部的多样性秉持包容性原则。不同朝代的汉服济济一堂,自然形成“穿越”时空的文化展示。汉服的“穿越”性展示,更加衬托出它的非日常属性。如果再把各种仪式和典礼的时代性也考虑进来,难免就有现代人穿汉朝的汉服祭祀宋或明朝的英雄的情形出现,被批评为“关公战秦琼”的滑稽,也在情理之中。在今后很长时期内,“穿越”问题都将难以解决。

第三,汉服运动的理论精英和积极实践者经常表现出文化上的优越感。在汉服论说中,汉服是最美、最优越的服饰体系,这不难理解,因为汉服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运动,此种“各美其美”的表述只要不过分,可将其理解为对本民族服饰文化的热爱。但在涉及族际场合的比较时,就应对过度的文化优越感保持警惕,以免滑向汉文化中心主义。汉服运动精英的优越感,还表现为时不时以文化的“发现者”“发明者”或“先知”“先觉”自居,故有自命不凡、以“启蒙”无知民众为使命的心态。这是一种世人昏昏、唯我独醒的优越感。汉服网友或同袍中很多人拥有较高学历,多才多艺,往往以文人雅士(或儒士)自居,对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有更强烈的危机感。至少有一部分汉服户外活动,几乎成了现代式的“文人雅集”,部分看起来像是同袍发明的活动方式,其实是对明代文人雅集的模仿。正如拥有制作汉服的技能,就可成为个人在汉服社团中赢得尊重的资本一样,丰富的有关汉服的历史知识及对汉服款式形制的熟知,也和其他所有书本知识一样可被用来建构优越感,甚至是文化的特权,尤其是阐释权。汉服活动中的才艺表演、游艺,往往是要体现参加者雅化的生活情趣,并由此证明自己“脱俗”。和古代文人雅集时书斋居室之铺陈设计常被用来体现主人的身份、品位和理想一样,汉服也是这样的一种“文化物品”。“文化物品的正确使用可以反映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相反,使用方法的错误则会取消这种地位。”就是说,对汉服款式形制和古礼的执著追求以及对相关知识的高度关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同袍们的文化资本,并成为表现其非世俗雅致生活的手段。如果汉服运动的目标是要在普通百姓中复活及普及汉服,其自认高于普通百姓的文化优越感反倒有可能成为其目标的阻碍。

第四,场景转换问题。众所周知,“民族服装”大都是在族际场景的具体情形下,才突显出其族别的文化特性。所谓场景转换,主要是指汉服在国内多民族场景和在国际场景的转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汉服的理论和实践首先以国内多民族的族际关系场景为前提,因此,汉服运动对国内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会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但在有关汉服的讨论中,除了涉及汉族、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这些范畴之外,还总是涉及到汉文化、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以及与西方文化、日本文化、韩国文化的关系。换言之,在国际化、全球化或东亚等跨越国境之对外的场景下,在国际文化交流的文脉中,汉服作为“中式服装”的属性就会突显出来。由于语境不同,表述自然有所不同,与此相应,汉服的属性和意义也就有新的拓展。对内将汉服和各少数民族服饰相并列的逻辑,如果转换一个场景,不难想象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看待唐装、新唐装和旗袍。这些在内部语境中被排斥为“满装”的服装品类,在外部认知中却常是作为“中式服装”被定义,且比汉服有更高的认知度。目前在汉服运动的网络言说及户外实践中,大都是谢绝旗袍、马褂、唐装或新唐装(由于和同袍心目中的“唐服”不同,故有人称其为“伪唐装”)及COSPLAY一类服装的人参与,这主要与汉服运动的纯洁性理念或正统性心态有关。汉服运动的户外实践至少有一些(想象的)场景是针对西方文化的,汉服因此也可被视为是中国或中华文化的认同符号。如2006年冬至为12月22日,深圳20多名汉服网友特意要在12月24日即所谓“平安夜”,穿汉服“补过冬至,挑战圣诞”。如此穿汉服过传统节日,跟“洋节”PK,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认同的寓意不言而喻。近一个时期,有以民族传统节日抵制西方节日渗透的动向,较典型的例子如以七夕对应2月14日的情人节,把七夕定义为中国式情人节,这在部分汉服活动中已经有所体现,但对于更为保守的汉服社团如上海“汉未央”而言,七夕的根本意义完全不同,他们举办的七夕汉服活动是要突显七夕的“原生态”意义,甚或认为其中内含着汉文化的正统性。
 
四   结语:汉服运动对“中式服装”可能的贡献
汉服运动的导向之一是拒绝承认唐装、旗袍、中山装等作为“中式服装”的代表资格。在国际化场景下,汉服自身也会自然地具备其在汉民族服装之外的另一个可能性,亦即作为“中式服装”的可能性。那么,它和唐装、旗袍及中山装的关系能够不再是排他性的“零和”关系,而有可能成为“共和”关系吗?在国内旗袍、唐装仍被大部分公众视为“中式服装”的现实状况面前,汉服和旗袍、新唐装济济一堂并非绝无可能。如不久前南京大学国学中心的拜师礼,学生穿汉服,老师却穿对襟唐装,似乎也很和谐。当汉服运动强大到不必在意旗袍和唐装的“起源”之时,说不定就会放弃排他性的服装文化之纯粹性的理念。鉴于中国多民族构成的复杂性和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更加开放和更富于包容性的“中式服装”的范畴理念不仅是可能的,也非常必要。就此而论,笔者认为,汉服运动的最大贡献可能就在于它极大拓展了“中式服装”进一步扩容发展的可能性,为“中式服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建构资源。如在这一文脉下讨论“国服”及相关的国民认同(并非只是民族认同)的话题,才能有建设性。2006年3月,东华大学举办全国首次服装院校“我心中的国服”方案设计邀请赛,据说专家们始料未及的是,大学生服装设计师眼中的“国服”非常时尚,与他们想象中的旗袍、中山装等大相径庭。由此可知,中国社会公众及文化知识界关于“国服”(或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距离达成共识还非常遥远。眼下只能说汉服运动为“中式服装”的多样性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由于汉服并非当代中国汉族人日常生活中现实存在的一种或一套服饰,它主要是基于遥远历史记忆的当代建构,因此,由汉服来谈论“国服”,自然就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在逻辑上,多民族中国的“国服”不大可能、不需要、不应该只确定为有限的一种或一套,最具建设性的思路或许是在已有的“中式服装”范畴中,扩充其内涵,扩张其外延,在将旗袍、唐装、新唐装、中山装、五四衫、少数民族服装等涵括在内的基础上,再加上汉服或汉服家族。

伴随着汉服运动的深入,确实有一些问题逐渐引起了中国社会公众和大众媒体的关注,如成人礼仪的建构问题、日常生活中的意义缺失问题、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之存续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汉服运动为当代中国提起的。不难预料,汉服运动在不久的将来仍会持续发展,它仍将继续处于奇特的处境:近似于“主流”的话语和亚文化的实际地位,至于其更远的前景目前则尚不很明朗。汉服运动要能够持续和健康发展,就必须正视自身在理论和实践等方面的困惑。例如,究竟是走精英主义路线,还是走大众庶民主义的路线?到底是礼服、祭服,还是日常生活的常服?汉服时尚化的趋势和汉服运动对纯粹性的追求及其本质主义定位之间存在的天然冲突,汉服至上主义理念和符号化、道具化现实之间的悖论等等。假如笔者也有资格给汉服运动提一个建议,我想说比起汉服的象征性意义而言,是时候重新审视汉服在现当代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功能性问题了,汉服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应该深入、认真地研究在中国城乡大众之间约定俗成的“服饰民俗”。如果汉服只是国学复兴、华夏复兴的符号,那它也就完全可以被其他符号所替代(符号学的原理如此)。汉服不能只是承载象征意义的物体,它本身必须是对一般民众之现实人生中的服饰生活有意义,它归根到底是一种或一类服装,而不是抽象和空洞的符号。比起对汉服各种伟大象征性的繁复阐释,同袍们持续、坚韧的穿着实践以及动员更多民众也尝试去穿着实践,才是汉服运动今后真正的前景之所在。当然,也有一些同袍只是把汉服视为21世纪中国汉文化之“文艺复兴”的符号或载体,期待通过汉服运动去导引或促动现当代中国社会在迅猛的现代化进程中,能够时不时地对自身的文化、信仰和认同反躬自问,使我们不断能够有重新认识自己文化传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汉服运动是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的,只要它不再执着于服装至上主义。
 
[作者简介]周星,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爱知441-8522)。

[基金项目]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项目“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项目批准号:11JBGP050)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第130-144页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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